刘鹏、王坤│“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福建论坛》2022年第4期（总第359期）
摘要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精神屏障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系统的灵魂，事关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的政治稳定。然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我国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挑战，主要表现为四大风险：话语权或“削弱”或“旁落”风险、价值认同“被消解”风险、传播阵地“被抢占”风险、西方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青少年”风险。应对“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需要从技术和社会两条路径入手，一方面加强对算法推荐的技术规训，遏制“算法利维坦”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重视民众的利益关切，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积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与创新，以此筑牢国家安全的精神屏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关键词：后真相；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挑战；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2） 04-0035-09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人文社科期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研究”（20MLB009）。
以 2016年英国脱欧成功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黑天鹅”事件为标志，《牛津词典》宣布“后真相”时代来临。“后真相”是一种情感和信念优于客观事实，并影响网民认知和共识达成的网络舆论现象。借助于“另类事实”和“反转新闻”，“后真相”解构了传统媒体建构的真相世界，导致谣言认同、犬儒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等现象集中出现，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带来了困难，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威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精神屏障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系统的灵魂，事关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在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的“后真相”时代，深入研究“后真相”的实质并分析其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对于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维护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一、何谓“后真相”？
“后真相”是一个舶来词，最早出自 1992年美籍塞尔维亚学者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在美国《国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来描述官方与公众之间的“不信任心理”。2004年，美国学者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在《后真相时代：当代生活中的不诚实与欺骗》一书中首次对“后真相”概念进行了阐释，将其界定为：用以表述介于事实和谎言之间的“第三类陈词”。从词源学来看，“后真相”一词最初只是一个传播学概念，意指“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后来被拉尔夫·凯伊斯扩展至公众日常生活领域。2016年，该词被引入中文话语体系，但词义发生了泛化，“意指一系列有意或无意遮蔽事实、掩盖真相的社会现象，如虚假新闻、信息泛滥、政客说谎等等”。目前，我国学界关于“后真相”现象及“后真相”时代特征的看法，由于学者们的学科背景差异、研究视角不同而呈现出观点各异、众说纷纭的特点，但学者们普遍认同一个事实，即“后真相”现象是网络时代的产物，是网络技术发展和社会互动的一个阶段性结果。有学者指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网络舆论格局，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以情绪性、想象性事实代替客观性事实，以偏离或脱离客观事实的主观愿望、想象和倾向的主观性信息代替客观性信息的网络舆论生态。更有学者认为，由于“后真相”时代是一个以个人情感和信念为标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真相不再重要，于是发出了“后真相”时代真相已经湮灭的感叹。“后真相”时代，真相真的湮灭了？
人们总是喜欢追求真相，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用尽各种方法去追寻着真相。那么，什么是真相？从词义来看，真相指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实际情况。如果我们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待真相，那么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直接认识到的，即真相并非直接向我们敞开。客观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往往具有不一致性，现象不一定是本质，这就导致“眼见”未必为“实”。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因此，想要寻找真相，就需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而这一过程不是感性活动所能完成的，必须经过理性的思考，通过理性推理及科学技术来不断接近真相。
网络技术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方法更加方便快捷。但是“有图即真相”这一基本信念在当下似乎并不总是可信的。面对网络上随意的一张图片加上一段文字，很多人不做任何考证就相信那是真实的，图片和文字带来的情感冲击往往大于真相本身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真相”。在网络技术的冲击之下，真相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地位，真相让位于个人情感和信念，“后真相”现象日趋加剧。
《牛津词典》关于“后真相”的定义是：在塑造公众对现象的意见时，客观事实不如情感和信念有影响力。这就是说，在“后真相”时代，个人和群体的情感、信念成为主导，真相让位于情感和信念。这并不是指真相不再存在，只是真相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应该警惕：真相的后退即是客观性的让步。正是日趋加剧的“后真相”现象催生了网络空间中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泛滥。诚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如果不对错误的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疏导，那么它将会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冲击，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最终影响国家的整体安全。
二、“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后真相”时代，如果人们逐渐丧失辨别真相的欲望和能力，就极易造成价值选择的混乱，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挑战与威胁。在网络空间，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大风险。
（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旁落”的风险
网络空间的信息是被选择、整理过的信息，网民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那些被捆绑在洞穴之中的人。真相被遮蔽，情感征服了理性，“意见”统治了“知识”（柏拉图语），这就是“后真相”的实质。在《乌合之众》中，勒庞曾对此类现象作过解释：“考虑事物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只有它们，是我们能看到并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网络时代，这种不真实被视为真实的情况展现得更为充分，在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的当下，网民的情感和信念很容易被“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制造的“过滤气泡”所左右。
从本质上来说，“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并非来自互联网本身，而主要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是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斗争的一种折射。今天，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部分地区、部分人的“先富”与部分地区、部分人的“后富”，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是仍然存在的现实。改革开放过程中未获红利或获红利较少的群体会产生不公平感和失落感，并导致网民的信任心理出现异化。在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时，他们会根据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境遇，被负面情绪所牵引而加以抵触。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某些别有用心者往往趁此机会制造舆论，操控网民情绪，攻击、抹黑、丑化党和政府的形象，同我们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这就可能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削弱或旁落。“后真相现象的实质就在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复杂难解，种种掩藏真相的话语，实际上是虚假意识形态”，因此，防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空间的削弱或旁落，摆脱“后真相”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还需要正视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同富裕”。
（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认同“被消解”的风险
“后真相”时代，在技术赋权下，传统媒体垄断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权力逐渐被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等新兴媒体所稀释，这给网络舆情治理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带来了困难。传统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能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媒体不仅垄断着信息生产和传播，而且奉行新闻专业主义。传统媒体有着严格的“新闻把关意识”，强调“新闻工作不能歪曲事实、不能带有个人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实现了事实与真相的高度重合，从而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可信度。但随着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等新兴媒体的出现，新闻专业主义黯然退场，技术赋权下的“公民记者”涌入“场”中。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后真相”时代，“公民记者”们并不具有辨识真相的素养和能力，大多数人都是基于个人情感和兴趣去选择那些符合自身需要的信息，一些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为了获取阅读量、点击率，无原则地取悦网民，从而导致“第三种现实”充斥于网络空间。假新闻在网络空间中大肆传播，网民被虚假信息所挟持，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被消解。网络空间不再是一个充满凝聚力的空间，网民在网络空间寻找与自己有相似诉求的“他者”，逐步聚集成为不同的群体。由于群体与群体之间有着不同的价值和信念，情感和信念的不同导致的争执进而造成网络空间的混乱。“我们以往长期信奉的公共交往原则和规范——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真相面前人人平等，都不再是自明正当的，也不再能够有效地应对公共意见的分歧。”在这种情境下，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引导舆论的效力面临着挑战与威胁。
（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阵地“被抢占”的风险
“后真相”时代，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体无形中拓宽了信息传播的途径，网民基于个人情感和信念进行自我选择，极大地冲击着原来由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网络空间秩序。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还不适应网络话语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是一种“元叙事”式的权威表达，讲究表述的精确性和逻辑的严谨性，能理性辩证地阐释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但这种表达大多是官方语言，其文本形式、叙事形态使用的政治话语和学术术语常常让人觉得抽象晦涩，从而形成与网民之间的“话语鸿沟”，难以融入网民所熟悉的话语环境。网络空间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能够给予网民最大程度的思想及言论自由，网络空间的公共舆论是网民自己形成的，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其话语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在网络空间的舆论场中，活跃在虚拟世界中的传播主体往往采用短小、精练的语言来发表意见、抒发情感，信息传播速度快，自主性强，只需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即可将信息广泛传播。“网络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仍存在用崇高化、理想化标准替代多样化、差异化的社会现实，与民众社会心理和特点疏离，使得阶级性话语与大众性话语不能有效对接和弥合，出现话语错位”，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抢占网络话语空间。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加紧抢占网络话语空间。“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凭借其技术优势把网络空间作为对华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场所，其对我国网络话语空间的抢占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意识形态渗透主体的多元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和政客是西方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主体，但近年来西方国家改变了策略，更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人士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发力的局面。二是意识形态渗透的内容“去政治化”。西方政客认识到，赤裸祼的政治宣传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起中国网民的反感，其变革的思路是将西方价值观念进行包装，使其融入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之中，通过“静悄悄的革命”来制造思想混乱，以达到控制中国网民的目的。三是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战略战术不断升级。西方国家以网络媒体为工具，借用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在网络空间营造舆论，挑起事端，诱导和操控我国网络舆情走向，企图将网络舆情事件引向社会现实生活，变为“街头政治”，实现“颜色革命”。四是青少年网民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重点人群，青少年网民群体被西方敌对势力看作是“扳倒中国”的最大“政治变量”，成为其实施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重点对象。五是网络虚拟社群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最为活跃的场域。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社交软件的开发利用为各类小道消息、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也给西方敌对势力分化我国民众的战略图谋提供了方便，网络虚拟社群成为当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活跃场域。六是网络策反成为西方国家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网络空间的开放性、隐蔽性、跨疆域性，有助于海量信息在网络空间跨国界传播，境外情报机构正是利用了互联网的这一特点，将网络空间变成对华策反的重要渠道和场所。
（四）西方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青少年”的风险
青少年网民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重点人群。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青少年，并非源自今天，而是其长期战略。早在 20世纪 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提出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我们的青少年，鼓励他们藐视、反对“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在今天“信息社会”的新情境下，美国把持着全球 10台根服务器，并拥有互联网的域名解析权、全球 IP地址分配权，在软硬件技术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这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实施互联网渗透战略打开了方便之门。青少年正处于人生成长的“拔节孕穗期”，心智尚未成熟，对于事物的判断能力有限。个人情感和信念对青少年的影响远大于其他群体，青少年群体的思想最易受到网上不良信息的影响。“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有害信息，严重腐蚀着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与主流价值观形成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这也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少年进行价值引导的难度。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期，意识形态领域风起云涌，各种思想、观念、主张相互激荡，犬儒主义、民粹主义、“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来势汹汹，这一切“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意识形态调整和变革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趋于尖锐复杂。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我们不能输，也输不起。我们一定要警醒！”
三、维护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策略选择
“后真相”是网络技术发展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有论者指出，其实质是网络时代下，技术主义借助网络平台推动谣言、谎言的泛滥，利用群众情绪极化谋求流量及利益从而掩蔽真相，破坏网络传播秩序，阻碍主流价值传播及舆论引导的时代现象。因此，应对“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需要从技术和社会两条路径着手，一方面，要加强对算法推荐的技术规制，遏制“算法利维坦”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应从社会层面重视民众的利益关切，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积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与创新，以此筑牢国家安全的精神屏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加强算法推荐技术规制，遏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从技术层面来看，“后真相”现象反映了互联网兴起之后人们获取信息方式的变化，是算法推荐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算法推荐是一种通过对信息内容进行标签化处理、对用户进行画像，利用隐语义模型建立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实现个性化推送的信息分发方式，具有精准分发、精准推送、精准反馈等优势。通过个性化信息推送，算法推荐实现了海量信息与个人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社交平台、资讯聚合平台、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领域，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新范式。
算法推荐技术的运用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算法推荐实现了“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信息推送，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媒介场域和话语空间，其所具有的精准分发、精准推送、精准反馈等优势提高了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效度，增强了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精度。另一方面，算法推荐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手段具有技术的固有属性，容易导致技术异化，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风险。算法并非与价值无涉，它内嵌着“人设”价值因素，渗透着算法设计者的价值判断、情感取向和利益选择。“算法推荐不仅仅是一套特定的技术编码和运算程序，还是包含‘算法、团队及其新闻价值观在内的一整套系统架构’。”而算法推荐制造出的“拟态环境”可能销蚀公众的价值理性，其“泛娱乐化”的致瘾机制可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权威，“用户本位”的价值取向也可能导致信息传播的“回音室效应”，催生网民的价值偏见。在此，算法推荐表现出负向价值功能，“是传播错误信息的罪魁祸首”。
要避免算法推荐的负面效应和遏制“算法利维坦”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我们必须加强对算法推荐的技术规制。一是构建算法设计的价值引领机制。在算法设计之初就应充分考虑到算法的公平性、安全性、包容性等价值问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算法，从设计源头植入正确的社会价值，以防止算法偏见和算法歧视的价值偏失。二是构建算法数据处理的价值纠偏机制。通过技术改进，增强算法在数据选取、挖掘、分析过程中的价值赋予，主动屏蔽那些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消极信息，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占据算法推荐的中心位置。三是构建算法推荐的反向个性化推荐机制。针对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现象，可通过构建反向个性化推荐机制，实施“反偏好”策略，从而避免用户沉浸于自身兴趣的狭窄视域中，实现算法推荐个性化信息与多样化信息的动态平衡。
（二）重视民众利益关切，通过利益共享消除价值认同风险
“后真相”现象得以在中国发生的现实基础在于社会结构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利益矛盾，因此维护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重视民众的利益关切，通过利益共享破除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认同的利益藩篱，消除利益矛盾引发的价值认同风险。
首先，要遵循“差异化原则”，妥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问题。利益认同是价值认同的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导致社会弱势群体产生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在极端情况下会催生该群体反政府、反社会的情绪，产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拒和逆反心理，消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市场分配导致的个人收入不平等只能通过非市场机制加以修正和弥补。政府再分配就是调节市场分配产生的个人收入极不平等的有效机制。”我们应该按照“差异化原则”，解决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问题，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居民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内。
其次，要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是党和政府为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民生举措，对于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了显著改善，但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衡和非均等化状态仍然存在。这要求我们必须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将公共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困难群体倾斜，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群体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有助于人民群众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吸引力。
（三）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化解西方敌对势力“争夺青少年”风险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增强青少年对西方价值观的政治免疫力。
1957年 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政治免疫力”这一概念，强调要“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泽东所讲的“政治免疫力”，其实质就是指意识形态的免疫力。习近平总书记丰富、发展了这一概念，将其运用于党的政治建设，强调共产党人要讲政治，“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政治免疫力的形成，首先需要青少年有一个强健的“身体”，这就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政治营养”，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样一个补充“政治营养”的过程。据《环球时报》报道，2012—2014年间，由境外情报机构实施、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查的网络策反境内学生案件近 30起，遍及中国十余个省市，其利诱对象包括未成年人。这个事件警醒我们，防止青少年被腐蚀、被拉拢，化解西方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青少年的风险，必须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以此增强青少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提高其辨识并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能力。
（四）推进话语建设与创新，化解话语权“旁落”风险
主流意识形态与网民之间的“话语鸿沟”，是制约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要摆脱这一困境，需要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建设与创新。
首先是创新话语表达。“如果意识形态想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它必须是快乐的、直觉的、自我认可的。一言以蔽之，它必须是审美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话语表达要充分考虑“第三代政治传播”话语主客体多元化的时代特点，不要一味强调“宏大叙事”，而是要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核心诉求时做到“融情于理、情理交融”，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实现话语表达的生活化、民间化、大众化，依靠情感的力量、以真理的科学性说服人、打动人、感染人，使网民自觉认同这种话语形式并引起情感共鸣。
其次是丰富话语内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要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不断对话语内容进行创新。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叙事框架与语言形式，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适应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发展目标的新要求，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探索和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敏锐感知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供给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用内容优势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影响力、吸引力。要善于“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神养料，结合时代特点对传统话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生活化、个性化、网络化的特点，以丰富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涵。要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自主选择、批判继承”的原则，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扩展和丰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解释力，在网络话语势差中构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着力点。
再次是优化话语传播。要重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优化话语传播。一是科学设置网络话语议题，主动引领网络舆论导向，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舆论引导力。在信息全天候、多层次传播的网络环境中，网民对话语议题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和评判往往来源于网络媒体的塑造。在这种舆论生态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舆论引导力需要科学设置网络话语议题。要及时回应网民关切，合理引导社会预期，解疑释惑、化解矛盾、凝聚共识，激发网民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二是推动主流媒体创新发展，发展融合型新媒体，发出党和政府的声音。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通过技术创新驱动传播方式变革，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主流新媒体宣传矩阵，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提供助力。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向网民提供差异化服务，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最后是加强话语治理。网络空间绝不是法外之地。面对网络空间负面信息泛滥、舆论生态恶化的现状，必须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加强网络空间话语治理。一方面，要强化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另一方面，其他各种媒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紧紧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凝聚广大网民，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为此，要加强对各大网络信息平台的监管，党和政府要严格管理各大网络平台，建构媒体行业行为规范和职业准则，按照“依法治理的原则”，推进依法治网，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要加强网络安全立法，尤其要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让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对违法者也能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作为网络信息的最初“把关人”，各大网络平台要积极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加强自我管理，为网络信息发布的真实性提供保证。
（责任编辑：林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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